浅谈仲裁规则在仲裁中的适用

王善炯


根据工作实践，笔者了解到目前各界，包括仲裁业界对仲裁规则的地位的认识仍比较模糊。本文试图在此方面有个澄清。

一、我国仲裁制度的特点
根据仲裁法第四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仲裁机构仲裁程序的启动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愿的合意表示，并且此合意表示必须依附于书面形式，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协议仲裁制度。另外，仲裁法第七条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即我国采用的是依法仲裁制度，但同时又补充适用公平合理原则。此处“公平合理”不应理解为是与“符合法律规定”相并列的仲裁原则，它只是一种补充适用原则，其补充性体现在：仲裁庭裁决时，首先应考虑适用当事人共同选择的准据法及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适当考虑社会的公序良俗等因素；在当事人未做准据法的选择，且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仍无法确定可适用的准据法的情况下，方可考虑仅依据有关法理及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裁决。
因此，我国仲裁程序的启动完全依靠当事人的授权，但仲裁程序一旦启动，仲裁所依据的仲裁原则并不是仅基于双方授权，而是另外隐含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一般指导原则。但这并不决定仲裁庭与法院合议庭处理民事纠纷适用相同的法律规范、甚至相同的裁判原则。仲裁制度作为民选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它的灵活性、民间性远较司法制度突出，它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
1、当事人意思高度自治集中体现了仲裁的高度灵活性。这种高度灵活性不仅体现在仲裁程序的灵活上，也包括了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处分上的自由。首先体现在仲裁规则对仲裁庭及当事人的全面适用上，如仲裁程序的启动、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及裁决都较司法诉讼制度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这种高度灵活性是由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即仲裁限定解决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处分性直接决定了它的高度灵活性。
2、更贴近社会生活、更应考虑和服从公序良俗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仲裁的鲜明的民间性。虽然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已由有关法律（如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明确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并且仲裁法第九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的规定更明确赋予了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法律效力，但这些法律效力归根结底是靠整个社会对公序良俗的认可以及当事人对此社会认可现实的接受意思和对私权的可处分性来维护的，其实正是因此才导致了仲裁的“一裁终局”性。仲裁一旦离开了贴近百姓的特点，混同于法院的司法制度和程序，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社会认知度将大打折扣，甚至可执行力将受到社会的排斥，最终将无法保障。
二、仲裁规则的地位
一句话，仲裁规则就是仲裁的程序规范，它的地位应仅次于仲裁法强制性规范和仲裁所涉及的民事实体法规范。第一个证据在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分别规定了如果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而所谓法定程序，当然就是仲裁法等法律规范和各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制定的仲裁规则分别规定的程序。第二，从仲裁法出现的12处之多的“仲裁规则”字样，我们不难看出仲裁法对仲裁规则的高度依赖性：它对仲裁规则的授权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它给仲裁规则余留的适用空间的宽泛，尤其是它将仲裁活动实践中的一些具体事项全都交给了仲裁规则来规范，这些都奠定了仲裁规则的地位。
三、仲裁规则的适用
首先，仲裁规则当然地适用于其制定机构的仲裁程序，除非该规则自身有特别规定。正是由于目前还没有全行业统一的仲裁规则，其他相关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又严重不足，各仲裁机构对仲裁规则的适用应更具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也是由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决定的。
所以，只要仲裁规则的修改和适用不违背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对仲裁的特殊规定，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不违背仲裁当事人的意愿，仲裁规则对仲裁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均可有的放矢地加以规定、解决。在仲裁规则的效力得到充分认可的基础上，一切的工作应该是放在对仲裁规则逐步、及时地完善上。因此:
第一，相关司法解释在仲裁中的适用，应通过对已经作了相应修订的仲裁规则的适用来实现的。即，相关司法解释对仲裁的适用应通过仲裁规则来实现，其适用应该是一种间接性的适用。具体做法是通过相应地修改、完善仲裁规则来实现司法解释的适用，当然，或许有的司法解释根本就不必在仲裁中适用。
第二，民事程序法有关规范也应通过仲裁规则作为中介来实现。由我国仲裁制度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民事实体法中与仲裁有关的法律规定在仲裁中的适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民事程序法在仲裁中的适用就值得商榷了。不能否认，即使是《民事诉讼法》，也并不全部适用于仲裁活动。
我认为，仲裁当事人之所以认可仲裁而非选择诉讼方式来解决其相应民事纠纷，不仅仅是单纯出于保密的意识，也不应仅仅是为了绕开高昂冗长的司法程序，或许当事人更不愿意直接适用繁琐、零碎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可能是因为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使得当事人对仲裁规则和仲裁制度予以认可。否则，他们没有理由不选择作为国家强有力统治工具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相应的民事纠纷。基于这一点，本人认为（顾一心仲裁员似乎也持这种观点），我们在仲裁的整个过程中，无论从言语还是文书内容上都应尽量体现仲裁规则的无处不在，而尽量少出现一些民事程序法（包括相关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直接引用。在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的制作上，也可同样操作，因为针对我国仲裁的现状，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尽量适用仲裁规则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有效、比较有依据也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
四、思考：仲裁中的权限
目前的仲裁机构各自制定的仲裁规则在各自的受案范围内具有宽泛的权限。它全面约束仲裁活动的全过程，从仲裁程序的启动直到仲裁裁决书（包括调解书）的作出。而相对来说，仲裁庭的权限则是由仲裁规则来赋予和约束的，其实包括仲裁机构和仲裁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如书记员）在仲裁中的权限也都可以在仲裁规则中加以明确和体现。但仲裁规则的适用前提必须是征得仲裁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那么，仲裁机构（包括其常设工作机构）和仲裁庭的职责和权限，以及仲裁庭和书记员的权限应如何划分？
如何分配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职责和权限。本人认为，总的一个原则仍是以仲裁庭的组成为分界点，仲裁庭组成后的仲裁中的一切实体及程序问题都应由仲裁庭把握，除去日常程序中通用的具有恒定内容的文书的落款可以为仲裁机构外，包括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落款也应为仲裁庭组成人员（当然最后仍应签上仲裁机构的印章）。可以说，仲裁庭组成后，仲裁规则的适用（权限）都应归属于仲裁庭。
对于仲裁庭和书记员的权限划分，一贯的主张是书记员的权限乃是由仲裁庭在仲裁规则规定的范围内明确授予的。但非仲裁庭组成人员（包括书记员及其他仲裁员）不得直接涉及实体问题的处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等


关于统筹安置城镇待业青年有关政策问题的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办公厅



一九七九年全省统筹安置知青工作会议后，随着中央关于知青下乡“调整政策，改变做法”精神的深入贯彻，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政策做如下规定：
一、关于知识青年的留城和下乡问题
为便于因地制宜作好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今后对城镇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不再搞留城的评定。各市、县可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可能，从城乡两个方面，广开生产门路，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凡有条件的市县，都要积极组织一部分知识青年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厂）队、农副基
地、农工商联合企业（以下统称知青场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安置中，对独生子女、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四种人，应给予照顾。
随着这一政策的调整，国家拨付的各项知青经费，从今年起不再分项使用，统一做为扶持生产周转资，由各市、县按省规定的原则，统一平衡，包干使用。
二、关于户口、粮食关系问题
统筹安置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的知识青年，其户口和粮食关系，可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有利安置，方便群众，便于管理的原则，可迁入知青场队集体户口，也可以不迁。迁与不迁，都不改变城镇户粮食关系性质，仍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其口粮除国家供应的市民定量外，不足部
分，由知青场队的自产粮中解决。
三、关于工龄计算问题
为了有利城乡统筹安排，鼓励知识青年到知青场（厂）队去，从一九八○年起，进场（厂）队的知青计算工龄。原在场（厂）队的知青也从一九八○年起计算工龄；留场（厂）队就业的，从入场（厂）队之日起计算工龄。他们以后被抽调到全民所有制和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时，在
知青场（厂）队期间的工龄，可计为连续工龄，工龄计算办法与企业职工相同。
四、关于享受“三不”政策的范围问题
根据中发〔1978〕74号文件关于安置知识青年为主的知青场队，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担负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的规定精神，一九八○年以前，各地兴办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主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包括已转为大集体的），其设在城镇的工、商、饮食、服务等
企事业，凡实行统一管理，共负盈亏的，均应统一享受“三不”政策的待遇；新建的场（厂）队，从建场（厂）队之日起五年内享受“三不”政策的待遇。




198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