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条例

(1996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8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条例〉的决定》修正)

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5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条例〉的决定》已由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1997年8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2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监督，保证国家财务制度的贯彻实施，保护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
第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监督管理工作；其日常业务由各级农牧业经营管理部门及其所设的审计机构(以下统称集体经济审计机构)负责。苏木乡(镇)和嘎查村所办乡镇企业集体经济的审计监督，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苏木乡(镇)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审计。
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负责审计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形成、管理、使用、积累、分配等业务，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第五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应当经过正式培训、考核，具备从事审计工作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由自治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审计证，按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证进行审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办理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事项，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第六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所需的业务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七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八条 在审计工作中，对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审计的范围和职权


第九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下列单位进行审计：
(一)苏木乡(镇)和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单位；
(二)嘎查村经济联合体和农村牧区合作基金会等集体融资组织；
(三)占有、使用农村牧区集体资产的单位；
(四)收取、管理、使用苏木乡统筹费、嘎查村提留款和管理、使用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单位；
(五)本级人民政府、国家审计机关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等委托审计的其他单位。
第十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对下列事项进行审计：
(一)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
(二)集体经济组织会计资料的完整、真实、规范、合法性；
(三)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管理、使用和负债、损益情况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
(四)苏木乡统筹费、嘎查村提留款和劳务的预决算及其提取、管理、使用情况；
(五)农牧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六)集体经济组织各种专业承包费、租金；征用集体土地补偿费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拍卖所得收入，及其他资产租赁、出售所得收入的收取、管理、使用情况；
(七)国家投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和社会捐赠的款项、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八)向农牧民集资、收费的使用情况及其合法性；
(九)苏木乡(镇)代管的集体资产的管理、使用情况；
(十)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和财会人员离任的经济责任；
(十一)侵占集体资产等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行为；
(十二)接受委托的其他审计事项。
第十一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的主要职权：
(一)根据审计工作需要，要求被审计单位按时报送计划、预决算报表和有关文件、资料等；
(二)审核凭证、帐表、决算，检查资金和财产，检测财务会计软件，查阅有关文件、会计档案和资料；
(三)参加有关会议；
(四)受理农牧民对贪污、挪用、侵占、挥霍浪费集体资产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五)对审计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并索取有关文件、资料等证明材料；
(六)对正在进行的严重违反财经法规和严重损失浪费的行为，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人同意，作出临时制止的决定；
(七)对阻挠、妨碍审计工作以及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或者转移资产的，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采取封存帐册和资产等必要的临时措施，并提出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建议；
(八)提出改进管理、提高效益的建议和纠正、处理违反财经法律、法规行为的意见；
(九)对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法规和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单位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提出处理、行政处罚的建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报告。


第三章 审计的程序


第十二条 各级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应当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审计项目计划和工作方案。
第十三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根据审计项目计划和工作方案组成审计组。审计组实施审计，应当于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
被审计单位应当配合审计组的审计工作，并为审计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通过审查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查阅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检查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等方式进行审计，并取得由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明材料。
审计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审计人员的工作证件和审计通知书副本。
第十五条 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必须向委派其进行审计的集体经济审计机构提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报送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组或者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受委托审计，审计组应当将审计报告提交委托单位审定。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应当将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提出的书面意见，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集体经济审计机构。
第十六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审定审计报告，对审计事项作出评价，出具审计意见书；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处理、行政处罚建议。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应当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审计意见书或者审计决定送达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
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审计结果应当及时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七条 审计决定送达生效后，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必须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扰和阻挠。
第十八条 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对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书和作出的审计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审计意见书或者审计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申请复议。上一级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期间，不影响原审计意见书或者审计决定的执行。
第十九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对办理的审计事项必须建立审计档案，加强审计档案的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提供审计所需资料和证明材料的；
(二)阻挠审计工作人员行使审计职权，抗拒、破坏监督检查的；
(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四)拒不执行审计决定的；
(五)打击报复审计工作人员和检举人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纠正违反规定的收支、用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限期退还挪用、侵占、贪污的公款、公物；并可对违法违纪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增加农牧民负担的；
(二)违反财经法纪和财务收支规定，造成集体经济资金、财产损失的；
(三)挥霍浪费公款的；
(四)挪用、侵占、贪污公款和公物的。
第二十二条 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转移、隐匿违法取得的资产的，集体经济审计机构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级人民政府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有权予以制止，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第二十三条 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对审计决定或者复议决定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期间，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审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三)玩忽职守，给被审计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
(四)泄露审计工作秘密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集体经济审计机构可以接受委托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提供审计服务，其收费标准由自治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治区财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