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民事、经济诉讼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必要性
赵立国　张琳琳

　　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应在何时提供证据，是适时提供证据?还是随时提供证据?却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也只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对应提供证据的期间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有的当事人在一审开庭前不提供证据，而在法庭审理时搞突然袭击；有的当事人在一审期间不提供证据，到二审时提供证据，借以推翻原审判决；更有甚者在一、二审期间均不提供证据，而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申请人民法院再审时提供证据，以此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等等。这些情况，不仅使人民法院的二审、再审案件大量增加，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审判公正。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加以解决。
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按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看，笔者认为，应当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在法定期间或人民法院的指定期间内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在该期间内提供证据线索，否则，证据失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它应当具备两大主要特点：第一，它是法定期间与指定期间的有机结合。所谓法定期间是指在民事、经济诉讼中，法律明文规定的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超过这一期间，无正当理由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可认定该证据失败，不再具有证明的效力。如在民诉法中应明文规定，所有证据应在一审开庭审理前向人民法院提供，无正当理由没有提供而在一审开庭时搞突然袭击或在二审时提供，人民法院可裁定认为其证据无效，不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指定期间是指在具体案件中，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法律也不可能作出完全、具体的规定，只能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法官审理案件的要求，由主审法官确定提供证据的期间。如在具体案件中，主审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的几天提供证据，便于当事人交换证据，为法庭审理的质证、认证作好准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使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更趋于科学。第二，它应当是可变期间。所谓可变期间是指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虽由法定或人民法院指定，但这一期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超过这一期间提供的所有证据均失效。如果当事人有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不能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应允许其申请延期，但只能允许其申请延期一次。若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不具有可变性，势必会造成当事人对提供证据期间的恐惧心理，也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体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但是，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无论是法定期间，还是指定期间，一经确定不可以任意变更。当事人若有正当理由在一审中应提供的证据没有提供，或在法官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可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申请延期。在法定期间中，如何延期的问题，当事人可以在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前，针对自己没有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情况、理由，以防在上诉至二审时，被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其证据失效。若当事人在二审时，就自己的同一主张除提供证据责任倒置的情况之外，仍不能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那么，就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应包括两点含义，一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二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线索，要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针对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而设立的。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必要性
　　一、它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方式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段话，说明了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不仅是其全部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其审判活动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保障依法治国方略实现的基本方式。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就是追求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最高目标——司法公正。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诉讼义务，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目的，是为双方当事人创立进行诉讼的平等机会，使双方当事人实现诉讼过程、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平等，使双方当事人在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内，尽可能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尤其是应在一审案件的开庭审理前，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双方当事人能够对对方的请求和证据有充分了解，做好辩论准备，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时搞证据突然袭击，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防碍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影响人民法院核实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保证人民法院民事、经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公开、公正。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当事人具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同时在第7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规定的实质是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实可靠的证据，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则可能因当事人未在有效期间内提供证据，从而使该证据失去证明力，势必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相悖，从而违背了法律规定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体处理上则对当事人是不公正的。笔者认为，过去，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加之前苏联的诉讼法思想的影响，因而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一定要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客情况。但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范围在逐步扩大，种类也越来越多，加之在诉讼中，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要受到时间、空间、手段等的限制，有的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能够查清，有的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难以查清，有的案件甚至可能永远也查不清，诉讼又不可能久拖不决。因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只能是建立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而不是指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就是促使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存在，这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尤其是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提供证据责任倒置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此情况下，若提供证据方没有在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不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那么，负有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就会无限期拖延，则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与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规定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更能体现实体处理上和程序适用上的平等、公正。
　　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诉讼效益。诉讼效益是指以较小的诉讼成本投入，加快案件的诉讼周期，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从而达到民事、经济诉讼的目的。诉讼成本则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代理人、证人等一切参与民事诉讼的机关、团体、自然人，在民事诉讼中投入的时间、精力、财产等。所谓诉讼周期是指当事人起诉后至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并送达给当事人的时间。而诉讼目的，从人民法院来说是指通过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可以使自己的实体权利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制度，一是能够明显降低诉讼成本。首先，人民法院投入的诉讼成本明显减少。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证据，除当事人无法提供的证据而必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外，排除了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工作，人民法院只审核证据，认定事实，居中裁判，节省了调取证据方面的诉讼成本投入。其次，从当事人角度分析，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如规定所有证据必须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提供，可以使当事人做好法庭审理的准备工作，便于一次开庭审结案件，避免随时提供证据而导致的重复开庭或引起二审、再审程序，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投入。二是提高诉讼效率。首先体现在其证据过期失效的效果上，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限制当事人必须在证据的有效期间内提供，否则，其证据失去证明力。这样有利于一次开庭审结案件，防止随时提供证据而造成的诉讼施延，使更多的案件不必经过二审、再审程序。其次，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及庭前交换证据制等，可以使双方当事人都明了对方的主张、证据，从而对诉讼结果有了大致估计，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而不必走向法庭，加快人民法院结案。三是可以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建立一审开庭审理前的证据交换制度，除必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外，人民法院只审核证据，认定事实，居中裁判，避免法官调取证据的先入为主思想的产生，从而有意无意褊袒一方当事人，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三、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的那样，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既不能选择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也不能选择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是应将二者结合起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审判方式，即混合式的审判方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以适时提供证据即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为宜，其优点在于便于双方当事人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证据，可能使人民法院一次开庭审结案件或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在一审后息诉等。若不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当事人则可以随时提供证据，可能造成无休止的缠诉现象，降低诉讼效益，形成形式上的公正，实质上不公正的情况；也(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使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存在缺陷。所以，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快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论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行政要严格依法办事，更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群众的法律意识，表现出劳动者高度的政治觉悟2。强化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促进公民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法律意识的培养，依法进行民事活动，保存好民事活动的现有证据，一但发生纠纷，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否则，过期将失去效力，其主张不再受法律保护。由这种法律意识再拓展开去，则可以使公民由被动的管理者，成为国家事务的积极管理者，从此点上说，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快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逾期无正当理由的，该证据失去证明力。从而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公正地审理案件，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
　　
　　
　　注释：
　　1《法理学教程》孙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2《法的一般理论》C.C.阿列克谢夫著，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案例分析

陶毅


【案情简介】

张某与陆某于2007年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较好，但双方一直没有子女，为此双方时有争吵，2008年初张某在同学聚会时巧遇自己的初恋情人宋某，旧情复燃之下，双方发生了婚外性行为。但事后张某自觉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便告诉宋某，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婚姻关系破裂，也不希望对宋某的婚姻关系有不良影响，双方仍然还是普通朋友，此后双方的关系渐渐疏远。不久，张某发现自己怀孕，经推算日期，这个孩子应该是宋某的，但张某没有告诉宋某。陆某一家人得知牛某怀孕，都欣喜异常，对张某也是关怀备至。2008年10月，张某生下一子，此后生活渐趋平静。2009年以后，由于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和其他生活琐事，二人经常发生争执，一次激烈争吵时，陆某动手打了张某，张某一时气愤，说出了孩子不是陆某亲骨肉的事实，在陆某的追问之下，张某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陆某决定与张某离婚，双方很快达成了离婚协议，协议中约定孩子由张某抚养，陆某不承担抚养费，2009年1月，双方正式离婚。婚后张某单独抚养孩子，负担很重，于是找到宋某，要求宋某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起初宋某不承认孩子是他的，后虽然承认与孩子的血缘关系，但拒绝支付抚养费。2009年3月，张某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宋某承担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主要法律问题】

生父对非婚生子女有无抚养义务？是否应当认领非婚生子女？

【参考处理意见】

某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因牛某与宋某承认与孩子的血缘关系，该子女是双方的非婚生子女。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5条之规定，判决宋某每月支付人民币300元，作为该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直至该子女成年为止。

【法理、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到非婚生子女的认领问题。所谓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是指生父对非婚生子女承认并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这一制度早在古罗马法中就有所体现。近现代各国民事立法一般对此都有所规定。例如瑞士、法国、德国、日本等都在自己的民法中规定了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包括认领的方式，认领人的条件、认领无效、认领的撤销、任意认领与强制认领、不贞抗辩等。
我国《婚姻法》中没有规定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也没有关于自愿认领或强制认领的相关规定，但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生父与非婚生子女之间形成的血缘关系不因婚姻关系而发生改变，对有血缘关系的非婚生子女，生父应当承担抚养责任，至于是否认领，需要看双方的实际情况及生母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抚养而定。本案在确认该子女与宋某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如果生母愿意抚养，则应判决该非婚生子女随母共同生活，但生父应当承担一定的抚养费；如果生父愿意抚养该子女，也可判决由生父抚养，生母承担一定的抚养费；如双方均不愿抚养该子女，则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由谁抚养，不排除依法做出由宋某承担抚养教育该非婚生子，该婚生子与生父共同生活，由生母支付必要的抚养费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