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浙江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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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浙江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浙政〔1997〕12号，以下简称《办法》）转发给你们，并作如下补充规定，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申请从事企业产权转让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交《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文件、资料，经审核后报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审批合格的，发给《企业产权转让资格证书》，产权交易机构持资格证书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二、产权交易机构的收费标准由市物价、财政部门核定。
三、出让方为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其出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净收入，在授权经营机构成立起3年内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收支两条线的原则，返还给授权投资机构统一调度使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浙江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推动国有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是指企业中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依法取得或通过出资及收益形成的财产权益。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指有偿出让或者受让企业国有产权的行为。
第三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运营效益；
（三）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自愿、有偿、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条 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企业国有产权的出让主体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或政府指定的部门，以及对被出让产权的企业直接拥有出资权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被出让产权的企业本身不得作为产权出让主体。
企业国有产权的受让主体可以是境内外具有购买能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
第六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标的可以是企业的整体国有产权，也可以是企业的部分国有产权。
凡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尖端技术的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开采企业，以及国家禁止转让的其他行业，其国有产权不得出让。
向外商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应严格执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企业国有产权出让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出让资产总额在500万元以下并净资产200万元以下的，由出让主体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出让资产总额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或净资产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的，按其隶属关系由出让主体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后，由同级政府或国资委
审批，并报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出让政府授权经营的企业国有产权，按授权权限有关规定执行；
出让属地方管理但有上级部门投资的企业国有产权，应征得上级投资部门的同意。
（二）所有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或成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报国务院审批。
（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国资企发〔1997〕3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经审批同意出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出让主体应对被出让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全面清理、清查，编制财产清单，并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办理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和其他依法应履行的手续。
第九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并具有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业务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内进行。
第十条 产权交易机构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并能独立支配的财产或资金，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万元；
（二）有与其所从事产权转让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有与其经营方式相应的资质或资格；
（四）有一定数量能胜任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经审核后报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产权交易机构的名称、所在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
（二）可行性方案；
（三）章程草案及从业人员简况；
（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 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申请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的，发给《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资格证书》。产权交易机构持资格证书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产权交易机构可以向转让双方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或者佣金。收费标准由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意见，并按规定报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协议转让；
（二）竞价转让；
（三）招标转让；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五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出让方或受让方向产权交易机构提出企业国有产权出让或受让委托，并提交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产权交易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出让方和受让方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后，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三）产权交易机构按转让双方意愿进行撮合或挂牌公告；
（四）转让双方成交后，在产权交易机构的监督下，由出让方与受让方签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五）转让双方按合同规定办理产权交接。产权交接由出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单位共同派员参加，并据实填写《产权交接清单》。产权交接手续应在合同签订生效后及时办理；
（六）产权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转让双方凭产权转让凭证和转让合同按国家有关规定到财政、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土地管理、房产、劳动等有关部门分别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国有产权出让方向产权交易机构提出出让委托时，应提交以下文件、资料：
（一）国有产权出让委托书；
（二）出让方的资格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证明；
（三）批准出让的文件或有关证明；
（四）产权界定或产权归属的证明文件；
（五）被出让产权单位或出让物的情况介绍；
（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确认通知书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第十七条 企业国有产权受让方向产权交易机构提出受让委托时，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受让委托书；
（二）法人或自然人的资格证明；
（三）资信能力证明。
第十八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文本样式由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企业国有产权出让价格应以不低于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评估价值作为出让底价。凡低于出让底价的，必须由出让方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受让方原则上应一次付清价款。如数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在取得有担保资格人担保的前提下可以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年。第一次付款额不得低于成交价款的30％。
第二十一条 整体出让企业国有产权的，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安置按国家有关规定，由转让双方协商，妥善解决。由出让方安置的，所需费用从产权出让收入中支付；由受让方安置的，所需费用从购买价款中扣除；由双方共同安置的，所需费用从出让收入或购买价款中支付或扣除
。
第二十二条 企业国有产权出让收入扣除清理债务、安置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以及支付转让费用后的净收入，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出让方为政府指定的部门的，其出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净收入，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收缴，并按投资各方的投资比例分别划归各级政府，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预算，专项用于国家资本再投入。
（二）出让方为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对被出让产权的企业直接拥有出资权的单位，其出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净收入，由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或拥有出资权的单位收取，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处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转让应当中止：
（一）转让期间第三方对出让的产权提出异议尚未裁决的；
（二）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致使转让暂不能进行的；
（三）企业国有产权整体出让时，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未作妥善安置的；
（四）出现其他依法应当中止转让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转让应当终止：
（一）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的行政执法机关确认出让方对其委托出让的产权无处分权而发出终止转让书面通知的；
（二）产权实物灭失的；
（三）出现其他依法应当终止转让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转让无效：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
（二）出让方或受让方不具备出受让资格的；
（三）转让双方恶意串通故意压低底价的；
（四）未经审批擅自转让的。
第二十六条 在产权转让期间，被出让的企业私分公物、转移资产、滥发资金或产权转让双方恶意串通，弄虚作假，以各种名目侵占国家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依法追缴其非法所得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产权交易机构违反有关规定弄虚作假，造成转让一方或双方利益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取消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资格；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国有产权转让参照本办法执行。



1997年10月31日
法治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蔡鸿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362600)

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迈向一个法治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局面，然而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也许要追问“为什么在这之前中国没能走上法治之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法治的现代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之类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依法治国。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现代化

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学界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何谓“法治”，理解与诠释却并不完全一致。通行的看法是，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与专制格格不入，因此，被专制主义笼罩着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真正的法治；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法制”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法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法治”则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1）
在西方，论及法治概念，常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观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它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近现代以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时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论及法治思想。但法治含义的系统提出和诠释却始于19世纪后期。这就是法学界所熟知的英国戴赛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的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2）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开始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然而，对法律权威的推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与国民最为信守的理念。
法治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们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但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取其狭义，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3）法治的优点在于限制或防止专断独裁，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活动的预见能力；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即禁止某些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个人尊严。（4）关于法治的优点，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法律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优于少数人的意志；第二，法治具有公正性，人治易于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法律排斥专断与特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实行的法治在精神与意旨上与现代法治大异其趣。古代法治以专制而非民主为基础，以等级特权而非主体平等为前提，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统治者的意志而非民众的理性为依归。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治在秦朝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后人联想到的是惩罚、镇压与恐怖。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主张的法制，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古希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出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之称为“法治”。有的著作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法家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不成其为“法治”，因为它只涉及法的“功能”而非法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治主义”的。（5）确实，先秦法家所谓的“以法治国”维护君主专制并十分注重法的工具作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法家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实在是一套以“法”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学说。比如《管子》一再讲“道法”，曾说“先律制度必法道”（6），认为法律必须依据、体现某种基本精神；主张“令尊于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并没有把君主完全排斥在法的约束之外；又如商鞅将“法”、“信”、“权”作为治国三要素，他首先强调“法者，君臣所共操”，然后才说“权者，君主所独制”，就是为了突出“不以私害法”（8）的原则。所以，仅就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断言法家学者完全不讲法的价值，恐怕也不尽然。当然，法家的“法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的法制，然而，如果一般的讲“法治”，似乎不一定必须设定某一时期或某种制度的前提。一方面，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承认古代的法治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其所处环境和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有别，意义也不尽相同，即如我们讲“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有它们特定的内涵。有的学者讲“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9），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富国强兵的救亡图存抗争中，在独尊器物技艺的洋务运动受挫之后，当一些有识之士将“变法”的焦点转至改制时，建构现代法治曾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尝试。先是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后是以引进西方法治为特色的法治建构。然而，由于外患内乱，兵连祸结，法治命运多舛，几起几落，时续时断，未能取得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法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历史上长期人治传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前苏联将法律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法治并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至文革结束前，刚刚起步的法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遂付诸东流。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法治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人治的梦魇中醒悟过来，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依赖人治转向倚重法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法治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家主张的法治基本是工具性的，即统治者用法律来治理被统治者，法律的意志性完全排斥了社会规范的共识和内聚力；第二，法律完全成为公共性质的，即由政府制定，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等级结构；第三，法律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均无权与其他规则分庭抗礼；第四，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分，行政与司法也是如此。这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然进化为法治社会，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曲折。
所以，在近代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为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的建立、吏治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法律改革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宗法礼教法制观已被动摇，新兴的自由、权利、平等的法治原则已展现在国人面前。
分析完中西方法治观念的历程，再回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参考文献
（１） 尹伊君：《文明进程中的法治与现代化》，《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P3-16.
（２）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6，P183-201.
（３）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12.
（４）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20.
（５）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93-96。
（６） 《管子·任法》
（７） 《管子·任法》
（８） 《商君书·修权》
（９）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法律史论丛》（第四辑），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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