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


关于制定《国营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1984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建设银行分行，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市财政局、建设银行分行：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制发了《国营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告诉我们。

附件：国营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关于实施范围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所属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施工企业以及施工企业所属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
独立经济核算的施工企业，包括建筑安装公司、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房修公司、住宅公司、市政公司、基础公司、打桩公司和机械施工公司等。
施工企业所属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包括施工单位（工程处、工程队等）、工业性生产单位（预制构件厂、木材加工厂、机械修造厂等）、机械运输单位（机械站、运输队等）和材料供应单位等。
第三条 国营施工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联合经营的施工企业，应当按照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管理成本。
第四条 城镇以上集体所有制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可以参照执行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具体管理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或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规定。

关于成本开支范围
第五条 施工过程中，所耗用的构成工程实体或有助于工程形成的各种主要材料、结构件、机械配件、其他材料、周转材料、燃料、动力、低值易耗品的原价、运杂费和采购保管费，列入成本。
工业性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构成产品实体或有助于产品形成的各种主要材料，其他材料、燃料、动力、备品配件、外构半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原价、运杂费和采购保管费，列入成本。
机械作业过程中所消耗的燃料、动力、润滑材料、擦拭材料、替换工具及部件、低值易耗品的原价、运杂费和采购保管费，列入成本。
运输作业过程中消耗的燃料、润滑材料、其他材料、机械配件、轮胎、低值易耗品的原价、运杂费和采购保管费，列入成本。
回收的边角余料、下脚料、废料以及包装物（交存押金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等，凡是有利用价值的，应当估价入帐，并分别冲减有关的成本。
第六条 施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材料物资短缺、损耗，属于定额损耗率以内的，按实际损耗数列入成本；超过定额损耗率的部分，应查明原因，分清责任，经企业经理批准，以扣除直接责任人赔偿后的净损失，列入成本。
各类材料物资的定额损耗率，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按照规定的折旧率、大修理提存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大修理费，列入当期的成本。中、小修理费用，按实际发生额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
大修理费和中、小修理费必须严格划分，大修理的费用，不得作为中、小修理费用，挤入成本。
第八条 固定资产租赁费，按照国家有关租赁费用的规定，列入成本。
第九条 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所发生的费用，分别按下列办法执行：
一、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实验室或试验基地所需要的人员工资、各项研究试验材料和管理费用，列入成本。
二、为试制新产品和推广新材料、新工艺所发生的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调整设备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试验费，样品、样机和一般测试手段的购置费等，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试制失败发生的净损失，经同级财政机关批准，在营业外列支，不得列入成本。
三、为制造新产品所耗用的原材料、工资和应分担的管理费等费用，列入试制新产品的成本。
四、为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所发生的构成固定资产的购置费用和土建工程投资，应在有关专项资金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
第十条 施工、生产和管理人员的标准工资和各种工资性津贴（以国家规定的为限，下同），列入成本。
下列人员的标准工资和各种工资性津贴，分别在有关费用或专项资金中列支，不得重复列入成本：
一、材料供应部门人员、为专项工程施工服务人员等的标准工资和工资性津贴，分别在材料采购保管费、专项工程支出等中列支；
二、工会干部的标准工资和工资性津贴，在工会经费中列支；
三、幼儿园、托儿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标准工资和工资性津贴，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四、企业自办技工学校和职工子弟学校教职员工的标准工资和各种工资性津贴，在学校经费中列支；
五、退休职工退休费、离休干部离休费和长期病假人员工资，在劳动保险费中列支。
第十一条 施工、生产和管理人员的经常性生产奖（包括全优工程综合超额奖、计件超额工资）、特定原材料节约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列入成本。
材料供应部门人员、为专项工程服务人员、工会干部、福利部门人员等的奖金，按工资渠道，分别在有关费用或专项资金中列支，不得重复列入成本。
第十二条 施工、生产和管理人员以及工会干部、福利部门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和工会经费，列入成本。
材料供应部门人员，为专项工程施工服务人员等应提的职工福利费和工会经费，分别在材料采购保管费、专项工程支出等中列支。
职工福利费，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作如下扣除后的百分之十一提取。工资总额应扣除是：副食品价格补贴；各种奖金（包括计件超额工资和全优工程综合超额奖）；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和生活困难补助费。
工会经费，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作如下扣除后的百分之二提取。工资总额应作的扣除是：副食品价格补贴；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和生活困难补助费。
第十三条 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范围内掌握开支。列入成本。
第十四条 返工损失、废品损失、削价损失、停工损失、窝工损失和坏帐损失分别按下列办法执行：
一、返工损失和可以修复的废品修理费用，包括在返修过程中耗费的材料、零配件价值和支付的工资等，以扣除过失人赔偿后的净损失，列入成本。
已交工工程在保修期内发生的修理费用，在企业留用利润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
二、不可修复的废品损失，以实际成本扣除残值和过失人赔偿后的净损失，列入成本。
三、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以后入库的物资，因积压进行削价处理所发生的损失，列入成本。
四、停工窝工期间支付的施工生产工人工资、提取的职工福利费和发生的设备维护费、管理费，以扣除过失人和责任人赔偿后的净额，列入成本。
五、坏帐损失，应在取得债务人死亡丧失劳动能力或企业关停，确实无法偿还的出面证明，经批准核销后，列入成本。
第十五条 参加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按照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用，列入成本。保险公司给予企业的优待，应冲减保险费支出。
第十六条 契约、合同公证费和鉴证费，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咨询费，可以按数额大小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
第十七条 引进技术的的技术转让费（包括许可证费、专利费、设备费）和为掌握使用引进技术发生的有关费用，在引进技术项目投产后支付的，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在引进项目投产前支付的，作待摊费用处理，投产后一次或分次列入成本，引进技术的职工培训费，可以一次或分次列入企业成本。
第十八条 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交纳的排污费用，可以列入成本。但从开征后的第三年起，连续超标准排污，按规定加收的排污费和罚款，应在企业留用利润中列支，不得列入成本。
第十九条 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应按支出数扣除流动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后的余额，列入成本。按规定支付的的各种加息和罚息，应在企业留用利润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
第二十条 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检验试验费、上级管理费、其他管理费用（如定额测定费、定位复测费、工程点交费、场地清理费等），列入成本。
上级管理费，应根据核定的人员编制和规定的开支标准，由上级公司按年提出收支预算和收取标准，经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机关核定后执行，年终如有结余，应冲减企业成本或抵作下年度管理费。
第二十一条 按国家规定列入施工图预算的其他有关费用和经财政部审查批准列入成本的其他费用，列入成本。
第二十二条 下列各项费用，分别列入企业所属单位的生产、机械作业、运输、商品材料购销成本。
一、工业性生产单位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广告费、销售机构的管理费以及产品包修、包换、包退的费用；
二、机械作业单位在作业过程中发生的机械搬运、安装、拆卸以及辅助设施费，检验费，养路费；
三、运输单位在运输作业过程中发生的车船养路（河）费、港口费、过闸费、过渡费、检验费和装卸费；
四、材料供应单位在商品材料购销过程中发生的运杂费和保管、养护、检验、整理、转库的费用，包装、改装和加工改制材料的费用，以及委托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的手续费。
第二十三条 下列各项费用开支，不得列入施工、生产、机械作业、运输、商品材料购销成本：
一、应在基本建设资金、各种专项基金和专项经费中开支的费用；
二、超出国家规定开支标准的各项费用支出；
三、基本建设借款和专项借款的利息；
四、应在企业留用利润中开支的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五、按照规定购买国库券的支出和上交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
六、企业对各种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的赞助资金；
七、企业自办招待所的各项费用开支；
八、与本企业施工生产无关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四条 企业对于既没有国家法律规定，又没有国务院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明文批准取费的各种摊派款项，有权拒绝支付。

关于成本核算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按成本条例、本实施细则和财政部有关成本核算的统一规定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补充规定，进行成本核算工作；并可结合施工生产的特点，确定成本核算的程序和具体方法。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补充规定和企业制定的成本核算程序和具体方办法，不得与成本条例、本实施细则和财政部有关的统一规定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 工程成本核算对象，根据应与施工图预算相适应的原则和具体情况，可以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以每一独立编制施工图预算的单位工程为成本核算对象；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施工单位共同承担一项单位工程施工任务的，以单位工程为成本核算对象，各自核算其自行施工的部分；
三、对于同一建设项目、同一施工地点、结构类型相同、开竣工时间相接近的若干单位工程，可以合并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
四、对于个别规模大、工期长的工程，可以结合经济责任制的需要，按一定的工程部位划分成本核算对象。
第二十七条 工程成本项目，比照施工图预算的划分，分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和施工管理费等项；使用结构件较多的，可以将结构件从材料中划出，单列一项。
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生产作业成本项目，按会计制定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各个成本项目的预算成本、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核算的范围和计算口径，必须一致。
属于工程成本范围的各项独立费用，应按其用途分别列入有关成本项目进行核算。
实行招标承包制和投资包干责任制的工程，承包造价中的工程成本和独立费，应严格划分，合理分配，分别核算。
第二十九条 实际成本，必须分别成本核算对象根据计算期内实际已完工程（或产品、作业）、实际消耗和实际价格，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核算；不得以预算成本、计划成本或估计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第三十条 核算工程成本，以季为计算期，有条件的企业应以月为计算期。工业性生产、机械作业、运输作业和材料供应的成本，应以月为计算期。
第三十一条 实际成本中耗用材料的数量，必须以计算期内实际耗用量为准，不得以领代用。已领未用的材料，应及时办理退料手续，确需留待下期继续使用的，要办理假退料手续。
第三十二条 实际成本中耗用材料的价格，必须按实际价格计算。材料核算采用计划价格的，实际成本中耗用材料应负担的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异，必须按期进行分配，不得任意少摊或多摊。
工业性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采用计划价格核算的，其成本差异必须按期进行分配。
第三十三条 对计算期末的未完施工（或在产品），应当实地盘点，根据盘点的结果核算成本，不得任意压低或提高。
第三十四条 待摊费用，应按照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确定分摊数额，按期摊销。分摊期限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可以跨年计算），最长不的超过二年。待摊费用项目，按会计制定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企业对于应由当期成本负担而尚未支付的费用，可以预提。预提期短、年低应当结清的，年终结算不留余额；如果确需跨年使用的，必须在年度会计报表中说明。预提费用项目，应严格按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低值易耗品，按下列方法列入成本：
一、一次摊销法：凡单价在二十元以下的管理用具和小型工、卡具，可在领用时一次列入成本；
二、五五摊销法：一般的低值易耗品，在领用和报废时各按百分之五十摊入成本；
三、分期摊销法：单价超过标准，经批准列入低值易耗品目录的，可以根据耐用期限，分期计入成本。
第三十七条 周转材料，按下列方法列入成本：
一、分次摊销法：根据周转材料预计使用次数，计算每次摊销额；
二、分期摊销法：根据周转材料预计使用期限，计算每期摊销额。
摊销方法的采用，由企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摊销方法确定后，不得任意变更。在工程竣工和年度终了时，对在用的周转材料要进行盘点清理，根据实际耗损调整成本。
第三十八条 成本核算必须划清下列界限：
一、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不得将本期成本列入下期成本，也不得将下期成本列入本期成本；
二、已完工程（或产成品）成本与未完工程（或在产品）成本的界限：不得将未完工程（或在产品）成本计入已完工程（或产成品）成本，也不得将已完工程（或产成品）成本计入未完工程（或在产品）成本；
三、成本核算对象和项目之间的界限：各个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不得互相混淆。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凡能确定成本核算对象的，应直接按对象列入成本；不能直接列入的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应按规定的分配方法进行分摊。
成本项目必须划分清楚，不得串项。
第三十九条 成本核算资料，必须正确完整，如实反映施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销耗。有关成本核算的原始记录、凭证、帐册、费用汇总和分配表、统计资料等，内容必须齐全、真实，记载和编制必须及时。

关于成本管理责任制
第四十条 企业实行成本管理责任制。要把成本管理责任制纳入企业经济责任制，作为它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按照企业内部组织分工和岗位责任，建立上下衔接、左右结合的全面成本管理责任制度，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保证工程质量，缩短工期，降低工程成本。
第四十一条 企业应根据当年施工任务和主管部门降低成本的要求，在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已经达到水平的基础上，结合采取有效的技术组织措施，通过预测，挖掘潜力，编制年度成本计划，报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机关批准，核定年度工程成本降低率，作为国家考核企业成本任务完成情况的依据。年度工程成本降低率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工程成本降低额
年度工程成本降低率＝－－－－－－－－－－－×100％
年度完工工程预算成本
年度工程成本降低额＝年度完工工程预算成本－年度完工工程实际成本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将批准的年度成本计划，结合内部经济责任制，分解下达到各职能部门和所属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并落实到基层。内部独立核算单位要编制年度、季度、月份成本计划和降低成本措施计划。单位工程开工前，要编制施工预算。并与施工图预算进行对比，制定单位工程降低成本计划。
企业内部的年度、季度、月份成本计划和降低成本措施计划的编制办法和审批程序，由企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制定。
第四十三条 企业内部各级施工生产单位，要推行各种形式的切合实际的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执行成本计划和降低成本措施计划，严格控制用工、用料，减少费用支出。要随时和定期进行成本考核分析，总结经验，评价经营管理成果，巩固成绩，改进工作，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十四条 企业经理对成本管理的职责如下：
一、遵守财经法律、制定，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止一切侵占国家收入以及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降低成本任务；对企业施工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
二、组织各职能部门和所属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建立各级成本管理责任制；督促财会部门将成本、费用指标分解下达到各职能部门和所属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口管理
三、组织与领导各职能部门和所属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努力增产节约，提高质量，缩短工期，降低成本，完成各自的成本（或费用）计划。
四、定期组织经济活动分析，检查成本计划执行情况，并针对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改进经营管理。
第四十五条 企业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员对成本管理的职责如下：
一、协助经理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组织编制、执行成本计划，控制成本支出，健全成本核算，开展成本预测、分析工作，并对企业的经济效果负责。
二、宣传国家有关成本管理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签署或副署企业的对外经济合同。
三、定期检查各职能部门、内部各独立核算单位成本计划执行情况，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单位解决存在的问题。
四、协调各职能部门、内部各独立核算单位与财会部门的关系。
第四十六条 企业总工程师对成本管理的职责，是协助经理，在挖潜革新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改善劳动组织，保证工程质量，加速工程进度等方面，讲究经济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合理，经济上节约、有实效；对各项技术组织措施的经济效果负责。
第四十七条 企业财会部门对成本管理的职责是：
一、制定企业的成本管理制度；
二、参与制定内部各项费用定额、储备定额和工料消耗定额；
三、参与制定内部计划价格；
四、汇总编制企业的财务成本计划，并负责将成本、费用指标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和内部独立核算单位。
五、检查、考核成本计划执行情况；
六、组织成本核算，指导内部独立核算单位的成本管理和成本核算；
七、进行成本的预测、控制、监督和分析工作。
大中型企业要在财会部门内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成本管理工作；小型企业必须指定专业人员管理成本。
第四十八条 企业各职能部门对成本管理的职责如下：
一、生产计划部门，负责编制和落实施工生产计划、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预算；加强综合平衡和生产调度，指导施工；组织办理工程变更和材料代用签证工作。
二、合同预算部门，负责办理工程合同、协议的签订；编制和核定施工图预算，做好工、料分析；汇集计算工程变更、材料代用等资料；提供已完工程的预算成本，办理年度结算和竣工结算。
三、技术部门，负责编制和落实技术组织措施计划，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核算措施实现的经济效果；开展技术革新，从施工技术上保证工程质量，加快施工速度，节约用工用料。
四、机械设备部门，负责制定、执行设备利用定额和能源消耗定额，建立健全机械使用台帐；做好设备管理、保养和维修工作，提高设备完好率和利用率；组织开展单机、单车等不同形式的核算，归口负责降低机械使用费成本。
五、质量安全部门，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组织制定、实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措施，做好质量评定和竣工工程的质量验收工作；提供质量数据；指导班组进行质量自检、互检和交接检，防止事故和返工损失。
六、劳动工资部门，负责改进劳动组织，控制非生产用工；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正确掌握、核算职工工资、福利费和奖金的支出；按照劳动定额，指导和协助施工人员签发、结算工程任务单，指导班组考勤人员做好用工考勤工作，建立健全单位工程人员台帐，作好人工耗用的分析、控制工作，归口负责降低人工成本。
七、材料部门，负责编制和落实料具采购供应计划，合理组织采购、运输和储备工作，健全收、发、领、退料制度，加强定额管理，指导班组料具员做好料具、周转材料的管理核算工作，汇集材料消耗分析资料，归口负责降低材料成本。
八、统计部门，负责制定业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原始记录，建立健全统计台帐，按期组织进行未完施工（或在产品）的盘点，及时提供已完工程实物量、工作量和产品产量、产值等核算资料。并对提供的数据负责。
九、其他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节约费用支出。
企业对各职能部门在成本管理方面的职责，应从实际出发，可以根据机构设置等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第四十九条 企业必须认真作好有关成本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
一、加强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主管机关制定的劳动定额和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不得擅自提高工料消耗定额和费用标准。按照规定严格管理补充定额，不得以补充定额变相提高工程造价、职工工资和奖金水平。企业对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工时利用、设备利用、资金占用以及费用开支等，要根据企业已经达到的水平，制定先进合理的内部管理定额，并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定期进行修订。定额的制定和修订，要经过群众讨论。
二、健全物资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制度。各种计量设备、工具和仪表要配备齐全，指定专职机构或专人经常进行校正和维修，保证准确无误。
三、健全企业内部计划价格制度。大、中型企业对各种材料、结构件、机械配件、其他材料、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动力、劳务等，要制定统一的计划价格。
四、健全原始记录。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对工时、材料消耗、物资收发和领退、设备利用、已完未完工程盘点、产量、质量等，必须做好完整准确的原始记录。

关于监督与制裁
第五十条 企业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下列监督：
一、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促进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成本；
二、按期汇审企业的报表，提出审核意见；
三、对一切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单独或会同财政机关进行检查处理。
第五十一条 企业经理、总会计师负责对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下列监督：
一、审查成本计划；
二、定期召开成本分析会议，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监督执行成本开支范围和成本核算的规定；
四、执行财政机关和上级对违法行为的处分决定；
五、审核成本报表，签署上报。
第五十二条 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对企业成本管理进行检查和监督：
一、监督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各项成本管理制度的执行；
二、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检查对违法行为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
四、检查与成本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三条 企业在接受监督与检查时，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检查资料，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刁难、阻挠。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应按照财务和税收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擅自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
二、随意摊提成本费用，挤占国家收入的；
三、弄虚作假，成本严重不实的；
四、高估冒算工程造价的；
五、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工程大量返工或其他严重损失浪费的；
六、损工肥私，挥霍国家资财，增加成本开支的。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犯有本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企业，财政机关还可以通知企业主管部门，按情节轻重，分别作下列处理和处罚：
一、责令限期改正；
二、处以相当于侵占国家收入金额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企业支付的罚款，在企业留用利润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
第五十六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犯有本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二、三、四款行为之一的企业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财政机关可以建议企业主管部门分别作如下处分：
一、情节较轻，认错态度较好的，给予批评教育；
二、情节严重，但认错态度较好的，处以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以内的罚款；
三、情节严重，确属明知故犯的，处以本人三个月标准工资以内的罚款，并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犯有本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六款行为之一的企业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财政机关可以建议企业主管部门处以本人三个月标准工资以内的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犯有本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个人，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企业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以及财会人员，对明知违法行为不抵制、不揭发的，应与违法行为直接责任者同时受到处罚。
第六十条 对下列人员应从重处罚：
一、强迫或指使他人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
二、执法犯法的；
三、打击报复揭发、检举人的。
第六十一条 企业或个人对主管部门、财政机关给予的处罚如有异议，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上一级主管部门、财政机关复议。上一级主管部门、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在一个月内进行复查，并作出裁决。逾期不申请的，即按主管部门、财政机关的通知执行。
第六十二条 对坚持国家政策，维护成本条例，揭发和检举违法行为的人员，由主管部门、财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或者报请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随同成本条例同时实施。
第六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等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可以按照成本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补充规定，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备案。
第六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级财政机关职权，由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为行使。



　　　　　　　　　　　律师文化的定位与发展
　　　　　　　　　　　　　　　　　　——以浙江为例

　　　　　　　　陈志远 浙江省司法厅 , 陈罗兰　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汉语中，“文化”实际上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南北朝《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是指中国王朝的文治和教化总称，汉朝刘向《说苑》亦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同为此意[1]。可见文化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涵义已经变异，通常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2]。以制度及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律师文化”就属于这一较高层次文化类别。

律师文化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律师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职能在于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典型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中立裁判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及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这样的三方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架构；而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这种诉讼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三角形的一腰换成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正是因为在上述诉讼活动中，各主体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以及所要实现的不同目标，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形态与精神内核。例如，居中审判的法院必须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保护双方的合法程序权利，在综合各种有效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裁判，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法官群体必须具备“公正”、“无私”、“博学”等人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法官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与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群体相比，律师群体的精神内核既有相似性，例如严格遵守法律、以证据为基础、围绕法律发表观点，但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这部分特质性的区别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律师 “文化”。

一、律师文化内核的层级剖析

我国律师制度真正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的律师团体中既有中共党员，如施洋，也有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韩学章等。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律师文化。以史良为例，于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在恶劣政治环境中，坚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护，如邓中夏案、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等等，都体现中国律师从诞生伊始就致力于立足法律、利用专业、为苦难群众申冤、为社会沉疴呐喊的道义精神[3]。

有观点认为中国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4]。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律师文化，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而形成的自己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模式，应由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形象、管理制度、工作环境、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律师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律师文化从层次上划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如下两个方面：（1）初级意义上的律师文化，这种律师文化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利益至上”[5]，即律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是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依法运用各种程序性规定来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谈判中利用各种法律工具来最大化当事人权益。如果偏离了这一理念，那么就会产生对律师文化的误读。例如，利用当事人的案件大肆炒作，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刊等影响裁判、提高自身知名度，甚至陈述片面事实、隐瞒真相来诱导公众干预司法，这些都是律师对自身定位不清、对律师文化把握不准的不适当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对其个人能力、品德的质疑，更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甚至败诉。因此，正确的文化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初级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价值[6]。（2）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是指律师在努力追寻第一层次意义时客观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即律师在司法活动中尽其所能、依法依理主张当事人合法权益，其正是为了与相对的国家公权力（公诉机关、行政机关）或对方当事人相抗衡，将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证据、意见和法律规定向法庭作最充分的陈述，在诉辩双方都能向这样的目标努力时，居中裁判者将有条件在充分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论证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律师的行为推动了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的进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 1978 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 人中就有 1 名律师，比英国多 3 倍，比西德多 4 倍，比日本多 21 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7]”所以，律师的文化导向中，必然应当加入正义的因素，缺乏对终极意义的自觉与追求将使得律师初级意义上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应当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分为两个层级，初级层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终极层次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层级的内核都应当是律师文化内核的应有之意，二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

二、律师文化基本特征之解读

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讨论，作出正面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区，因为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针对律师的笑话与讽刺文化，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在司法体制尚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律师文化发展是否健康，也受制于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一）政治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之一[8]。律师行业生来就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党的事业至上不仅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核心，因此在律师文化建设中，我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模式，即“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律师工作，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9]。

（二）经济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那时的律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性质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律师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换。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律师资源逐步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主要集中在收益较高业务领域，因此也带来了浮躁、逐利、不当竞争的负面效应，律师文化中呈现出集体无意识性的低迷。而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本土律师需要迎接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和合作，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模式、国际大律师的风采以及外国律师行业的规范为本土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与很好的参考。我国律师文化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充实。

（三）传统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自古有着轻诉讼、重礼教的传统，以致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另外，“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愚民主义法制思想也直接禁锢了律师职业的形成。中国的“讼师”萌芽于西周的代理和代书活动，正式出现于春秋，但讼师在职业准入程序、工作领域和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与律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律师制度的迟迟出现，与传统文化的制约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10]。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的理念逐渐萌生，因此，在当今社会律师参与调解、主持和解以及参与信访案件的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也日益频繁。

（四）职业定位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与医生、教师等在西方都属于传统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这些职业本身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教师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医生为人道为职业底线，但是律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正如冯·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11]。律师正是为了当事人在现代社会中争取着最大化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私权，更承载着律师对社会、对法治的职责与义务。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五个基本性质：（1）律师文化的政治性。律师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法治社会，律师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故律师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2）律师文化的法定性。律师执业资格、从业范围、权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和意见并不代表其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其依据法律知识所作出的客观认知。（3）律师文化的社会性。律师的产生源于化解社会冲突的需要，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开放式服务，其服务的对象、领域和方式都具有高度社会熟悉感，因此律师文化较能体现出律师所代表的社会民意。（4）律师文化的专业性。律师作为一个学习时间长、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的精英团体，行业准入就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是故，律师行业本身就具有精英文化与主流基调，所以，律师文化能够获得社会的较高认同，并与司法、检察机关组建共同的法律文化。（5）律师文化的商业性。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自由流通的商品，使得律师文化必然具有商业的属性，而这种商业性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优胜劣汰、整体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律师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这种商业性必须以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则作为底线[12]。

三、浙江省律师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律师制度自恢复以来，体现出强烈的浙江文化地域性。以温州为例，80 年代初，温州人在经济领域屡屡自主创新，而有些行为根据当时法律已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温州律师在此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法律为经济领域的探索保驾护航[13]。沿承着这样的传统，浙江律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及省委“两新”工委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以确立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为核心，正在逐步发展能够充分体现浙江精神的律师文化。但是，如前所述，我省律师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阶段性的特征和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定位不明晰。由于我省律师行业恢复重建的时间较短，律师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在近几年间，因此对律师文化的内涵还没有沉淀结晶，也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提炼。律师文化区别于其他法律文化的特质以及其自身的定位尚不明朗，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有的将司法文化的内涵强加于律师文化之上，有的生搬硬套西方律师制度来阐释中国律师文化[14]。

其次，律师群体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由于目前律师行业的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律师逐步饱和，过度竞争已经显现，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同一地区律师收入差距也较大，出现了律师内部分层。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律师群体本身对律师行业的认同度不够高，职业荣誉感不强，行业归属感不强。再次，律师文化建设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是软实力，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当前，我省已有律师事务所1014 家，律师11429 人，每万人口律师比已突破2.0。律师行业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每一个进步和提升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来统领和引领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律师文化发展方案及对策。律师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五年规划。律师文化发展亦是如此，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结合不同时期制定出文化发展规划。

与此相对的，当下我省律师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诸多利好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在转型升级的浙江经济，以及“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内容的浙江精神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作为中介机制的律师群体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而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律师文化必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西方律师文化历史传承对浙江省律师文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律师曾经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欧及其殖民地后裔之外，专门的世俗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直到近代才有所闻。律师对这样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法律理性”现代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种制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当今，把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明显的区分开来[15]。

现代西方律师制度至少应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都为近代西方法体系所继承[16]。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律师的地位降低到了历史的低谷，例如在德国早期，为犯罪人辩护会受到某种罪恶感所纠缠，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接受犯罪人报酬，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律师被民众冠以“犹太街的贱业”，被当局视作“司法的瘟疫”[17]。随着罗马法复兴运动，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律师行业也日益兴起，其主要职能也逐渐确定为在法院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担任辩护人、自诉代理人或告诉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律师逐渐涉足公司融资并购、商业合同谈判、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商业活动。而现代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国家各项政策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重要的专业支持。

律师职能的变化也直接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文化的变迁，以普通法系的代表——英国为例：英国的律师根据其职能分为两类，诉讼律师（barrister），受律师委员会（BarCouncil）管理；事务律师（solicitor），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管理。两者的资格取得、训练、执业范围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传统上，两者能够处理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讼务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出庭，事务律师仅能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18]。因此，英国律师的两种类型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涵，诉讼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大权益为根本宗旨，而事务律师则旨在商业活动中为客户争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此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人权律师、劳工律师、环保律师等专业律师则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立法、政策博弈等公共事业，其所形成的行业文化便带有更多的公益色彩。

上述历史给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放在战略高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律师也不再仅限于进出法院，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是故，有人称“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19]”基于律师行业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律师文化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律师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而正是这种较高的地位，让律师有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这对形成并传承律师文化是大有裨益的。（3）要认识到律师文化发展的长期性。西方的律师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蹒跚起步、曲折探索、挫折反复等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