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办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管好国家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使其封闭运行、良性循环，逐步完善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结合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运行
特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信贷计划管理，信贷资金管理，筹资管理，利率管理，现金管理等。
第三条 信贷资金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统筹统还，逐级平衡”的管理体制。统一计划是指按照国家安排的信贷计划，有组织地运筹和调控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活动。分级管理是指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赋予农业发展银行各级行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信贷计划管理权、信
贷资金使用权。统筹统还是指总行以统一向中央银行申请借款、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境外筹资等形式筹措资金，各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资金需求，主要是通过向上级行借款予以平衡。逐级平衡是指各级行通过对资金计划管理、调控、调度等管理手段，达到资金来源和运用的自身平衡。
第四条 信贷资金计划管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与实现国家产业政策相统一的原则。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要服从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严格控制信贷总量，合理筹措、营运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按照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确保严格界定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的资金需要。
(二)以信贷计划为主导，合理筹措、调度信贷资金的原则。农业发展银行通过编制、实施信贷资金计划，具体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信贷政策，合理筹措、调度运用信贷资金。
(三)充分发挥信贷资金计划管理的业务综合、协调平衡的原则。信贷资金计划管理是全行的业务综合性工作。在各级行行长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各部门的业务协调和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以保证信贷计划的顺利实现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四)信贷计划刚性约束与信贷资金封闭运行相结合的原则。信贷计划对于信贷资金营运具有引导投向、规定投量的作用，是资金封闭运行的前提，针对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特点，通过“库贷挂钩”、专户管理、“约法三章”等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健全分级分层次的监控体
系，保证农业政策性资金的封闭运行和信贷计划的顺利实现。

第二章 信贷计划管理
第五条 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计划实行“全年计划、分季实施、核定限额、资金配套”的管理办法。
第六条 信贷计划的编报。各级行要按照总行规定的表式和要求编报年度、季度信贷计划。编报时间：年度信贷计划要求在计划年度前两个月上报，季度信贷计划要求在计划季度前40天上报，同时抄报同级人民银行。
年度信贷计划主要包括存款计划和贷款计划，贷款计划包括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计划、农业开发性贷款计划等。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计划的编制要按照库贷挂钩原则，根据粮棉油等重要农副产品的购、销、调、存情况，预测本期农副产品收购资金需求量，在落实分级分部门筹措责任制的基
础上，农发行应承担部分纳入年度信贷计划；农业开发性贷款计划要根据选项并与有关部门衔接，采取自下而上方法编制。存款计划包括：企事业单位存款计划、专项存款计划等。年度信贷计划经行务会通过后上报。
季度贷款计划是年度信贷计划的分季实施计划。季度贷款计划只编制各项贷款。各分行根据总行核批的年度信贷计划，结合信贷计划的实施情况和信贷收支规律，按期编报季度贷款计划。
第七条 信贷计划核批坚持“一口出、一支笔”的原则。信贷计划安排、调整意见确定后，由资金计划部门签发贷款规模通知书，核批所辖行执行，以维护计划管理的严肃性。
第八条 农业发展银行的年度贷款总规模、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计划、农业开发性贷款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未经总行批准，不得擅自突破。各级行要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计划不足要提前上报上级行申请追加，经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资金计划管理工作要与全行各项业务活动紧密结合，各级行资金计划管理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与有关业务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以保证信贷计划的顺利实施。
第十条 为财政、企业垫付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计划的管理，要坚持“分清责任、先垫后还、核定限额、单独管理”的原则，按照垫付贷款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农业发展银行各级行对本地区的信贷资金计划执行情况要按旬进行监测，按月进行分析，对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进行专题调查和专题分析，并及时形成文字材料上报总行。总行对各分行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通报各行。

第三章 信贷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使用计划的编报与借款额度的核定；资金头寸限额的核定与管理；信贷资金灵活调度的管理等。
第十三条 信贷资金使用计划的编报。各分行要在总行核定的季度贷款计划和季度资金头寸限额的指导下，结合本季财务收支、存款(含专项存款)增减预测、往来资金变化规律等编制按季分月资金使用计划，并于季初5日内报总行资金计划部，以便总行筹措、调度资金。
第十四条 系统内借款额度的核定。系统内借款额度的核定采取自上而下、逐级核定的方式，核定系统内借款额度主要依据各分行编报的资金使用计划，其中包括信贷投放计划、财务收支计划、年初实际头寸占用与资金头寸限额的差额，各项存款计划，上期借款限额实际执行情况等；
核定各分行借款额度与各分行编报的资金使用计划的时间段一致。总行按季核定季度中间总行调整各分行的季度贷款计划和资金头寸限额时，相应调整借款额度。调整供应信贷资金严格按借款额度执行。在执行中借款额度不足，要及时申请说明原因，酌情调整。
第十五条 资金头寸限额的核定和管理。为了加强系统内资金调控力度，灵活调度信贷资金，力求实现少闲置、快周转、不脱节，保证各项业务的开展，总行按季对分行核定最高资金头寸限额(资金头寸包括：存放中央银行款项余额+库存现金±存放同业款项与同业存放款项的轧差余额
±存放农行款项与农行存放款项的轧差余额)，各分行要在资金头寸限额内对基层经营行核定“库存现金”限额，根据资金头寸报表和项目电报及时进行监测，资金头寸限额不足时及时请调资金，超限额部分的资金占用必须逐级归还上级行；“库存现金”超限额部分要及时存入开户人民银? 校患笆鼻逅阃怠⑴┬型醋式稹Ｗ苄邪醇径愿鞣中凶式鹜反缦薅钪葱星榭鼋锌己耍掷嗯哦硬⑼ūā? 完善资金头寸报表制度。在目前人工报表的条件下，仍实行资金头寸双日报制度，随着农业发展银行办公自动化事业的发展，资金头寸报表将逐步通过电脑进行自动传输汇总，实现日报制。
第十六条 实行业务代理地区的农业发展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库存现金科目不得反映余额。开户企业提取或交存现金，由业务代理行自身的现金业务库予以办理，通过两行资金往来科目进行核算，并及时进行资金清算。
第十七条 为了保证信贷资金的合理营运和各项业务开展的正常资金需要，实行信贷资金、财务资金、往来资金统一管理、分别平衡、统一调度的方法，各分行在信贷资金管理上，要根据资金使用的变化趋势，协调好三项资金的营运关系，瞻前顾后，统筹安排。
第十八条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调拨，坚持按系统内借款限额和资金头寸限额占用情况适时划拨的原则。各分行根据用款进度，适时请调资金，超资金头寸限额占用的资金，应及时自动上划总行。
第十九条 建立联行汇差资金清算制度。农业发展银行要逐级建立联行汇差资金报表、清算制度。联行汇差资金的清算按照“分别计算、统一缴拨、按旬清算”的办法，清算汇差资金。亿元以上采取转账处理，亿元以下实调资金。

第四章 筹资管理
第二十条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企事业单位存款、专项存款、向人民银行借款、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境外筹资以及其他资金来源。
第二十一条 向人民银行借款、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境外筹资等渠道在目前体制下属于总行统筹统还的管理范畴。分行及其以下分支机构(含业务代理行)的信贷资金需求，主要通过组织企事业单位存款、专项存款和向上级行借款予以平衡。在农副产品收购旺季或遇有特殊情况，资金
临时不足，可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日拆性借款解决，待资金到位后及时归还人民银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行要加强企事业单位存款管理，一方面要在提供服务上下功夫，进一步理顺体制上的关系，完善服务功能，尽最大努力为开户企业提供开户、结算、提取现金、业务咨询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与管理，坚决制止政策性企业多头开户，造成资金流失
。进一步加强银行内部计划、信贷、会计等职能部门的业务组织与协调，发挥整体优势，建立健全存款管理责任制，为政策性信贷资金的封闭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十三条 各级行要加强专项存款的监督与管理。专项存款是农业发展银行代理拨付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农业的预算内资金或预算外资金，监督其按规定的比例和金额及时进入专户、足额到位并按政策规定合理使用是国家赋予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也是更加有效地贯彻国家产业政
策的手段。各级行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本息的监督拨付、消化以及中央补助和地方自筹粮食风险基金，粮棉油收购、储备的各种拨补款项到位、拨补使用的监测反馈工作，促进逐步行使财政支农资金的代理拨付和归口管理。
第二十四条 资本金管理。资本金实行总行统一管理、分级使用。为保持资本金的完整性，各行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列账使用。建立资本金补充制度，逐步达到注册资本的标准并不断增加。

第五章 利率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行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统一利率政策，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各利率档次标准。农业发展银行暂不实行浮动利率。
第二十六条 除违约违规外，扶贫贷款、扶贫贴息贷款逾期后，不加收利息。粮棉油收购贷款到期后，经开户行根据库贷挂钩的原则，同意办理展期的，不加收利息。其他贷款逾期部分和挤占挪用贷款均按加收利息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总行与分行的系统内资金往来利率由总行制定，省以下系统内资金往来利率由各分行自定。
第二十八条 各分行每年要定期(分上下半年)组织两次利率检查，可采用自查、抽查、联查相结合的方法。在检查分析利率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撰写检查报告，及时上报总行。

第六章 现金管理
第二十九条 现金计划编报。各级行要按总行规定的要求和日期编制现金收支计划，在主报上级行直至总行的同时，要抄报同级人民银行。
第三十条 加强现金计划管理。各分行应切实做好所辖区现金计划的编制、上报、执行、调整、分析和监测等项工作，对总行下达的年度现金计划应认真执行，并按月向总行报告计划执行情况，确保全年现金计划的完成。
第三十一条 做好农副产品收购现金供应工作。各级行要认真做好现金调运、保管工作，确保农副产品收购现金供应不出现断档现象。有什么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行和当地人民银行报告反映。
第三十二条 加强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监督工作，做好现金管理的组织领导。各级行应在行长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农发行内部现金管理责任制，落实部门职责，共同严把现金支付关。
第三十三条 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的大额现金支付管理。各级行要对开户企业核定库存现金限额，对企业超限额库存现金，要督促其及时归行，对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的支用情况，要给予及时纠正和必要的处罚。
第三十四条 强化现金的管理与服务手段。各级行应配备专兼职现金管理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银行内部现金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或抽查，经常深入企事业单位进行现金管理的宣传和检查，督促企业自觉执行有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各分行每年要分半年和全年对全辖现金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定期分析掌握情况，及时向总行报告检查执行结果。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计划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业发展银行各级行及业务代理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执行，原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8年2月24日
　　　　　　　　　乌木所有权的归属规则与物权立法的制度缺失
　　　　　　　　　　　　　　　　　　－－以媒体恶炒发现乌木归个人所有为视角

　　　　　　　　　　　　王建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埋藏物乌木 环境性因素 与民争利 发现者所有 社会责任

　　内容提要: 吴高亮发现乌木后，认为应当取得所有权。于是，媒体先是叫屈，继而放大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观点。乌木属于埋藏物，而非吴高亮理解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专家认为的天然孳息。乌木被发现于承包的集体土地之内，意味着乌木埋藏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埋藏物环境"等环境性因素的存在，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与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文物的核心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差别。《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无主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在《物权法》第114条处理中倒退为按照遗失物处理，媒体不适当地为主权先占理论张目，扩大废弃物捡拾侵权、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合理利用的非正当推演逻辑，是缺乏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17组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并掘出几根乌木。[1]其中，一根乌木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重达60余吨，据有关专家估算，这根乌木的价值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吴高亮认为，先占乌木者取得乌木所有权。2012年2月20日，吴高亮承包地里的7根乌木，全部被通济镇政府收走。当地村民认为：乌木是在吴高亮承包地里找到的，理应归吴高亮所有。对此，不少网民质疑认为，通济镇政府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乌木的做法，是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也有网民认为，乌木源自天然，形成于地下，既非矿产资源[2]又非文物，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通济镇不该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民法学专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应当归国家所有。[3]

　　2012年7月3日下午3时，彭州市财政局分管国资办的副局长陈彬召集市文管局、林业局、司法局、水务局、国土局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吴高亮在其承包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奖励吴高亮7万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近4万名网友中，有超过6 成的人认为，乌木应归其发现者吴高亮所有。近一半网友支持吴高亮提出400万元的奖励要求，约 21.73% 的网友认为，应根据对乌木的估价，对吴高亮进行适应的奖励。[4]吴高亮认为，通济镇政府应当按照乌木估价2000万元的20%，给予400万元奖励，7万元奖励太低，拟采取诉讼方式维权。

　　事实上，乌木归属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埋藏物的法律定义不清晰、埋藏物的分类标准不科学，尤其是埋藏物这种被埋藏于地下的物，究竟与文物、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在这一轮的乌木争议中，被彻底厘清。虽然按照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原理，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几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部分所有权主义。但是，我国立法者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维持，效仿前苏联的立法传统，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倒退回去，把埋藏物这种独立的物权状态，竟然采用了以实物返还的处理措施，同时规定，文物保护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是没有明晰地界分埋藏物与文物的界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发现埋藏物的处理规定，如果属于无主物以“归国家所有”为原则，这一规则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这个规则确定的“一律归国有”确实成为国家与民争利的制度性工具。确实，《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则。而《物权法》第 114 条，竟然倒退式的规定了“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5]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应当说，一根“乌木”折射出我国物权立法的尴尬，以及物权观念的模糊与残缺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不想符合的。

　　一、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

　　吴高亮认为，《物权法》第49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即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作者认为，吴高亮先生把乌木理解成“野生动植物资源”，显然是理解错了。那么，这些乌木是埋藏物吗? 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6]对此，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埋藏物的立法权威性解释，是《法国民法典》第716条的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纯为偶然者，称为埋藏物”。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将埋藏物的形成，与人的“埋”与“藏”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形成，未免将埋藏物的内涵与外延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对埋藏物的法律界定，只要求观察其“被埋”、“被藏”的后果即可，而不必要求必须是“人为的”藏的结果。也就是说，埋藏物的观察角度，主要是某物“被埋”、“被藏”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客观结果，而可以不必问及某物“被埋”、“被藏”的具体原因，是人为的行为还是自然力或者其他因素的推动与促成。比如，因为战争而某地被轰炸，导致某富户人家的财宝尤其是保险柜被埋入很深的地下，很久之后，才被人在该地被再次发现，也成了埋藏物。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埋藏物，并不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埋藏或者隐匿某物，而是因为人力型埋藏行为之外的因素形成的。可见，自然力或者人为行为之外的原因力，是可以导致埋藏物发生的。

　　作者认为，埋藏物作为民法上的一个法律事实，其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力，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法律事件等。也就是说，自然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超强的破坏力，照样可以使某物受到该力的作用，经过特殊的时间或者空间作用，而形成埋藏物。比如前文所说的乌木，就是如此。所以，某物是否属于埋藏物，绝不能以是否为“人为的”埋藏或则隐匿作为唯一条件。乌木在自然界中，并不可能是人为埋藏的物，也就是说，其间至少3千年的地下埋藏时间，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中，人为地埋藏或者隐匿，几乎成为不可能。

　　沿着埋藏物或隐藏物形成的原因力不限于人为原因的思路，才会发现埋藏物不论是否人为埋藏或者隐藏，都会产生一个明显和直接的法律问题：埋藏物在被发现后，其所有权的判断问题或者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为此，《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而《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埋藏物），并因发现而占有此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一半归属于埋藏物埋藏所在的物的所有人。法德两国立法中的埋藏物发现地规则，以及发现人规则，表明的法律态度是：第一，在所有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其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这个规则表明：埋藏物所有权的判断是以土地这个主物的所有权判断为标志的；第二，在非所有权人的土地上被发现的，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个规则，表明的埋藏物为无主物时，至少土地的所有人有1/2的所有权。这一点，与我国的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基点是：不论何因，埋藏于所有人土地上的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其当然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但是，如果不是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所有，表明埋藏物的存在处所——土地或者埋藏空间，对于判断埋藏物的所有权，是居于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的。对于吴高亮发现乌木这种埋藏物而言，也应当适用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扩及所有人在物中发现的埋藏物的应有部分。《日本民法典》第241条也规定，关于埋藏物，依特别法规定进行公告后6个月内，其所有人不明时，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但是，于他人物内发现的埋藏物，发现人与其所有人折半取得其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723条则规定，构成埋藏物应当是： （1）长年埋藏地下，且肯定已无所有人的有价物，被发现的，为埋藏物。（2）埋藏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所有人所有。但不妨碍关于科学价值极高的埋藏物的规定。[7]（3）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换句话说，埋藏物的形成条件或者形式要件当中，根本不能以 “人为”的埋藏或隐藏为唯一条件，而只是以发现于何处、以何人发现后，如何判断其利益归属为条件。

　　二、乌木是否属于天然孳息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立法中，没有将乌木等埋藏物界定为天然孳息。[8]理由是：孳息是从生物的意思。不论是天然孳息即基于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基于法律关系性质产生的孳息，都是以原物或者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前提的。在吴高亮发现乌木的法律事实中，有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层次，吴高亮对于土地的承包关系。这是一个被网友和吴高亮本人忽视或者忽略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承认这个法律关系存在，那么，吴高亮的乌木发现行为，属于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而不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也就是说，吴高亮就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可能以发现人的身份，享有乌木的全部所有权，最多只能享有1/2的所有权而已。在这里，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意味着乌木埋藏的环境性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任何人包括民法专家学者都不能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定。

　　第二个层次，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吴高亮发现的乌木上，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属于古代建筑、古墓??辜?龋?ü?ㄒ祷?辜煅椋?谀镜奶蓟?⒏苹?潭壬形创锏奖涑苫??某潭取４诱飧鲆庖迳峡矗?馀?谀竞凸派?锘???9]矿产资源、[10]文物一样，因为其具有一定市场价值，具备保护的规模和等级条件，国家才会给予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吴高亮发现的这些乌木，可以研究乌木形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这么大体量的乌木，政府进行保护，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指责的“选择性执法”。

　　在本事件中，乌木是因为自然力被埋在土地中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土地的自然孳息，换句话说，土地不会有掩埋乌木或者给予自然属性孕育或出产乌木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土地这个原物存在时，土地却没有任何孕育或者出产乌木的自然属性。[11]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事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的规定，理由是，吴高亮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人即国家取得。李显冬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 “就像采蘑菇，挖奇石。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柳经纬教授则认为，“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可见，这第二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在事件的处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个层次，乌木发现后归属法律关系。彭州市国资办在处理乌木事件时，拿《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说乌木是国有的，并不牵强附会。因为乌木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埋藏、隐藏的。但是，这批乌木的所有人不明，所以，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出错。至于吴高亮认为，这批乌木应当依照《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就像捡垃圾箱里的塑料瓶一样，应该适用先占先取得所有权的规则的看法、说法和想法，恰恰揭示了我国埋藏物立法的逻辑是混乱的。那就是，主权先占理论[12]对于无主物的归属，以及埋藏物的人为的埋藏、隐藏的理论，加上《物权法》立法时，对于这种主权先占理论的强化，构成了对于吴高亮作为乌木发现人的“要么乌木属于他自己，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破坏耕地的罚款；要么乌木属国家所有，政府奖励他400万元”[13]逻辑的完全否定。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当中，网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却把吴高亮承包集体土地或者他人土地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抛在一边，妄谈“谁发现了乌木归谁”的错误逻辑，在于这些网友缺乏基本的物权意识——在主物与从物关系上，在土地所有权与发现物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上，在埋藏物的微小、少量发现与这批价值昂贵的乌木的发现质量区别上，尤其是在废弃物的捡拾、“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利用的合法度的界定上，这批乌木就是埋藏物，不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者文物，更不应当是天然孳息或者承包人可以任意取得所有权的先占物。在这里，民法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使人昭昭”的角色，作者感到非常遗憾。[14]这种遗憾，大抵上是民法学者们没有认真研习埋藏物的性质和归属规则的恶果型产物。[15]

三、乌木是否应当属于吴高亮或者国家所有

　　《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规定，埋藏物是某一隐藏或者埋藏在地下的、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物品的所有人的、有价值的动产。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物品的人。在他人土地内偶然发现的埋藏物的所有权，一半属于土地所有人，[16]另一半属于发现人。以上规定准用于在他人动产中发现埋藏物的情况。具有历史、考古、古代人类学、古代生物学以及美术价值的埋藏物的发现应当遵守特别法的规定。应当说，传承于古罗马法的《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就是具有演绎古罗马法的使命。因此，它的规则本身，表明一个铁定的规则：只有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物的，才属于发现人即土地所有人所有。这时，土地所有人与埋藏物发现人主体资格竞合，所以，埋藏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与归属于发现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出埋藏物谁发现归谁。理由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或者土地所有权，要对埋藏物的归属发挥“埋藏物环境”或者“埋藏物空间固定”的法律效果，基于此，埋藏物的归属逻辑，应当是埋藏物环境属于谁，则主体竞合时发生埋藏物归发现埋藏物的土地所有人的情形。如果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即埋藏物环境不竞合时，则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种“各1/2所有”的规则，显然比吴高亮乌木发现事件中，这批乌木应该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要公平和讲道理得多。

　　至于对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应当适用“先占原则”，即无主物谁发现归谁原则，作者认为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无主物是埋藏在吴高亮承包的土地里，而土地是有所有人的。也就是说，这批乌木作为埋藏物，是与土地所有人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埋藏物乌木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关系。换句话说，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时，为什么不考虑土地这个 “埋藏物环境”资产要素呢? 《意大利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17]而“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是指抛弃物以及可以猎取或者捕捞的动物。显然，这个“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不能适用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因为这批乌木谁也不可能认定其为抛弃物。所以，吴高亮主张对这批乌木适用先占原则，并没有理论依据。